“古今中西”视角下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2)

最后，文化现代化是当今中国实施文化软实力工程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能否与时俱进、能否集聚社会能量、能否喜闻乐见、能否影响深远、能否囊括万象、能否推动生产、能否流传百世皆是客观上评估文化建设工程的重要标准与指标。社会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的客观实际与需求，文化现代化作为构建现代化文明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环，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之间密不可分，文化现代化是文化科学化、理性化、大众化的过程，更是提高文化发展性、创新性、包容性等特点的法宝；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本身便内蕴着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基于这种意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不能缺少文化现代化的牵引，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亦需要通过其软实力的提升而进一步地助推；因而，当今中国建设文化软实力工程必须呼应文化现代化的要求。

无论是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及向心力与国民现代化的手段、抑或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一环来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意义都是不可否认的，因而应积极寻找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最合适、最有益方向，构建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现代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整体事业的向好、向上发展。

三、基于“古今中西”视域的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方向的探讨

泰勒认为作为现代化结晶的现代性有三点隐忧归——过度的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及它们辐射到政治层面的可怕后果；它们亦是在当代中国建设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着重考虑的三点。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需要先破后立、警惕现代性中过高的的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及其在政治生活中造成的可怖后果，进而在古今中西的视角之下先立后破，探索出自身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方向。

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时刻注意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坚持先破后立；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曾提出过三个现代化结果——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第一，缺少对外部坏境及事物、他人及社会的关心的个人主义；这将会导致生活意义的缺失及变态的“自恋”，这样的观点很明显是与中华文化的传统及文化环境背道而驰的、是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及生活习惯截然相反的；以主流传统文化儒学为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及每一个单独的部门都是具有联系且需要发生联系的，且更进一步来说还具有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客观需求，因而需要高度关注这种个人主义的危险取向，否则则会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破碎。另外，泰勒在其书中着重描述了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及危害，其认为浅显的相对主义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盲目地追求自我的真实性及道德理想与自我实现，导致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其实，这种个人主义之下的相对主义所持的观点蕴含着认同差异的前提，但差异本身并不能产生认同差异的平等价值基础，只有“某些有价值得属性、共同的或互补的”才能“压倒”存在的“差异”，但这需要通过“共享”与“参与式的”要素发挥作用才能得以实现[1]，因而个人主义究其本身的逻辑上来说，本就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自洽、甚至自相矛盾。第二与第三则是过度地将“管用”视作为尺度衡量万事万物的工具主义理性、以及把个人主义与工具主义理性诉诸于政治生活之上而导致的“温和的”专制主义。

这三种现代性的隐忧警醒我们应在构建现代化文化之时坚持塑造以保持与外部社会连结为内容的文化观点，并在其中强调保持对于他人、社会及政治关注度的重要性，用文化引导个体乃至群体对于“交流”的兴趣；警惕对于效用整合的一味追求，以文化建设形成的整体合力建造出向上的社会牵引力，进而塑造并输出减少工具主义理性使用频率的观点；同时还需特别注重在政治文化建设中对于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化，在文化中鼓励参政议政，以消解个人主义及工具主义理性对于政治文化的侵扰，抵御“温和的”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另外，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基于古今中西的视角进行探索，力求先立后破；即文化在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的同时，也应强调起它自身所拥有的独立性与超前于时代发展的前瞻性特征，杜绝让“社会系统”以绝对的压倒性之势将“文化系统”吞没[2]。正所谓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在当今中国若欲实现独特的文化现代化，则必须突破古今中西非此即彼、誓不两立的界限，将其融入文化现代化的建设之中，并使它们相互吸纳、相互塑造，以更为健康的心态不断寻求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自我突破，最终实现发展与提升。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www.nyxdhyjzz.cn/qikandaodu/2021/0120/5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