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体系中生物安全的法治现代化(2)

二、生物安全的法治现代化以及生物安全威胁的现代化应对策略

目前，生物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内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有效防范物种资源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等内容。[4]并且在2019年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其共计七章75条，聚焦生物安全领域主要问题，重点保护我国生物资源安全，促进和保障生物技术发展和禁止利用生物及生物技术侵害国家安全，[5]明确了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是其总体要求，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其根本目的，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是其主要任务等。

生物安全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应当以生物安全领域的法案编纂和出台为基础，配合国家安全部门的体系构建完善为辅，结合司法部门和科研部门就生物安全领域的建设性意见实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的法治现代化，始终以法治为根基，强调科学合理的现代化改革。

新的战略意味着新的挑战，借鉴国外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发展建设，以美国为例，美国相关机构对生物安全本身具有高度重视，主要以DHS（美国国土安全局）、CDC（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AMRMC（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和物资司令部）以及HHS（美国卫生部）为主，美国聚集了多部门的研究人员和资源甚至包括军方力量，可见美国对生物安全具备高度的重视。但这次疫情却暴露出一个问题：美国CDC和DHS等部门对疫情在美国蔓延扩散的风险提前做出了评估并发布了预警，但美国的决策力量反应迟钝，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疫情依然在美国大面积扩散。美国在生物安全技术研究方面确实有不俗的实力，其预警机制体系也较为完善，但生物安全的法治建设方面显然是其短板，我国应当吸收其有利的经验和体系机制，在法治建设和现代化方面更加引起重视，两方面的共同推进才能使生物安全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就国内情况而言，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最初是被归于资源安全领域之下，国家安全部门对其重视度不足，法治方面更是空白，该领域的立法空虚，司法部门也没有相关的方针和措施来干涉和治理，生物安全的法治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后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其单独作为一个安全领域，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我国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认知的一大提升，对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使得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愈发紧密，生物安全形势也日益严峻。一方面，相关的部门机构，例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甚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等应指派相应的专家团队展开讨论研究，并结合相关领域的法学专家的意见，依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构建严密的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和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充分合理调动各方力量，明确各方的责任，对内、对外均执行统一且严格的生物安全检查和防控操作流程制度，防范动植物疫情跨境传播和外来生物入侵。

另一方面，针对生物携带的病毒威胁，相关技术单位应联合医院、研究部门等，与政府部门做好协调，吸取以往的宝贵经验并借鉴以往的有效成果，建立快速有效的突发生物型传染疫情防控机制，做到精准、快速、高效，做到特殊时期能将疫情在很好地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有计划地调配和派发相应的物资和防护用品。还应建立一套从上至下的突发疫情普及防控指导队伍的快速组建机制，便于对广大民众普及相关的知识和专业问题，并能做出及时的反馈，从根本上遏制生物所携带病毒的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蔓延。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标志之一是国家制度体系的有效执行，即制度执行力。既然有了制度，那么制度的执行力和执行程度便成为了关键。[6]良好有效的制度执行力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保障。严密合理的措施和强有力的制度执行力度将会有助于促进我国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推动生物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生物类疫情的防范能力和处理威胁的能力。从根本上加以高度重视，在实践上得以坚决落实，这才是未来实现生物安全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可控化的制胜法宝。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指导下的生物安全未来战略

未来的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需要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7]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其二是民主化，其三是法治，其四是效率，其五是协调。只有五大要素共同具备并且落到实处，才能使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理念真正赋予制度体系以生命力。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www.nyxdhyjzz.cn/qikandaodu/2021/0213/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