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翼之蝶满铁文学背后破灭的帝国神话(2)

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封闭的铁路会迫使人们按照它所提供的视野来认知世界，进而改变人的认知方式。①在近代中国，铁路是知识分子抵抗外来文化渗透、寻找和呈现“中国性”的手段之一，文人们的铁路旅行书写在描绘国家景貌的同时，诠释了个人的家国情怀。郁达夫1928 年从上海出游苏州途中，在列车上写道：“一堆一堆干草堆儿，是老百姓在这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力耕苦作之后的黄金成绩，而车碟碟，马萧萧，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虏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②

1934 年，冰心、郑振铎等燕大文人在平绥路沿线的游览后，写有几万字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其中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国难之中，我们不当再狂于旧习，闭居关内，目边人为异族，视塞外为畏途，我们是应当远出边境，与各族同胞剖心开怀，精庄联合，以共御强邻的侵逼。”③

这些文人的铁路游记对于沿途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人进行了细致书写，使之成为一种“新风景”。这种“风景”在他们眼中成为建构国家的重要载体，他们试图透过它联接过去与现在，建构出国族疆域的空间连续性，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搭建和想象，也寄托自己的憧憬或哀思。但是在满铁附属地，“新风景”的书写却发生了断裂，面对同样的山川江河、城市街道，满洲文学的风景解读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

朴婕在《“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神话》中提到了“风景的发现”，这个概念来自日本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他以“风景的发现”剖析日本现代意识的产生，认为将土地作为“风景”欣赏是一种现代的认知方法，看“风景”的人在真正触及风景之前已经先验地具有了自己的认知，然后以此为标准观看外在世界。④对外物的观看反而反向强化着自我的内化，发现的世界越大，人所凭依的世界越小。因此，当夏目漱石受到新任满铁总裁中村是公邀请，到满洲旅行时，他笔下的“满洲风景”都是围绕“满洲”日本人的活动展开的，是基于政治目的和标准而被“发现”的，或者说，只是夏目漱石想看见并早已做好设想的“满洲”。

夏目漱石的观看视角并非个案，这一现象在“满洲文学”代表性的日本作家中更为突出。《蝴蝶缘何飞过大海中》一文中，王中忱仔细探讨了前文提及的《春》这首诗以及作者安西东卫所在的《亚》诗刊诗人群。成员之一的北川冬彦在孩提时代就来到了满洲，在大连结束小学生涯后升入了旅顺中学，“北川冬彦沿着铁路线从偏远的小车站移动到旅顺，看似个人的偶然经历，其实一直是活动在殖民规划的网络之中”⑤，和夏目漱石的旅行一样，北川的生活早已沿着满铁延伸的铁路被安排和确定，只不过时间更久，影响也更深。《亚》诗刊诗人们在日本都市中是压抑和创伤的一代，但来到殖民都市后却备受宠爱和疗愈，能尽情施展才华，正是满铁所营造的这种安定生活和优越环境，培育了他们的艺术心境和观看视角。

因此，《春》中被认为“生硬移植”的“蝴蝶”和“鞑靼海峡”意象，当放置到殖民都市多重复杂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就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以日本为指导者的东亚民族的复兴、未来的崭新的历史，已在鞑靼故地写下了第一页。”诗人安西远望大连海湾时，身后是铁道纵横、生机澎湃的“满洲”，再忆起当年开疆拓边者的功绩，脑海里浮现出以殖民先驱者名字命名的海峡，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心境从来都不是被灌注到“满洲”文人思想中的，而是萌发和生长于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土壤。

虽然以殖民当局“建国精神”为指导进行创作的作家占据主流，但仍有人脱出“日满亲善”的表象，深入满铁治下两国人民的真实生存境况，写出了生命线上的挣扎者和无处寻路的迷惘者。秋原胜二在《故乡丧失》中就写道：“像自己这样从小就在满洲生活过来的日本人，完全缺乏日本是自己的故乡这样一种实感，同时，满洲也并没有成为自己的精神之乡，不免产生了漂泊感，寻找不到自己的故乡。”秋原的诉说代表着主流之外的一种惆怅之音，也意味着“满洲”文人内部对“风景”的书写和解读发生了分歧，产生了完全相悖的两个“满洲”。

三、何谓近代：作为方法的日本

美国地景理论者约翰·布伦克霍夫·杰克逊曾指出：在近代国家尚未形成之前，道路是商运与村落之间连通的管道，但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道路却是政府延伸其管治权力的触角。铁路与国家的形象紧密相关，人们通过铁路旅行而具体感受到“国家共同体”，满铁就承担了日本帝国“将光芒带到东亚土地”的使命。在对比过沙俄铁路的破败之后，满铁的速度更给了日本以世界一流国家甚至能赶超西方的优越感。朴婕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种缥缈的幻想：“日本所设想的东亚崛起、足以与西洋相抗衡的东亚文明，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内核的文明，只是给这个内核套上了一个东方的或者日本的外衣”。⑥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www.nyxdhyjzz.cn/qikandaodu/2021/0224/6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