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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人物群像及主题论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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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其次,如果说范沧海是作者凭借着现实经验和哲学基础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时代真实性的改革者,那么林中雪这类人物则可视为作者心中理想又无奈的
其次,如果说范沧海是作者凭借着现实经验和哲学基础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时代真实性的改革者,那么林中雪这类人物则可视为作者心中理想又无奈的“推石头的人”的代表。林中雪这个人物明显倾注了作者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就是作者本人的代表。他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参与者。从林中雪的本性而言,他仅仅想用自己的“一支笔”关注民生,为事件发言,他渴望活得有尊严、有价值,这种理想对于当时那个利益至上的世界来说,就像一场推石头之行,现实总有办法让你逐渐放弃和妥协。最终,林中雪的黯然离开,这是对被改造的抗争,也是作者为理想留下的一线天空。他的遭遇令读者痛心,又最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第三,马东华这类人物的设置,则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在这场“推石头之行”中,作为底层工人的窘迫和无奈。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目的就是要激活经济活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无可厚非,改革的结果也确然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在改革过程中工人群体精神的失落,无可计数的工人正如作品中的马东华一样,从主人翁的位置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基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个人命运被牢牢地掌握在少数当权者手中。透过这个人物我们似乎也管窥到20世纪90时代之后,中国大地上这场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是鲜花着锦的经济飞速发展,其背后也隐藏着数百万普通工人价值失落的痛苦史。他们也像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努力,但在失去了国家话语支撑后,他们的命运被市场这个神奇又残酷的大手肆意地颠弄,经验断裂,意义迷失。
由此,我们也看出了作者书写《谁主沉浮》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不是一部歌功颂德之作,也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作者秉持着社会良心和极高的道德感,对亲身经过的历史真实地呈现,是作者内心对民生的艰苦极度痛心之下的泣血之作,所以,它也许是不美的,甚至情节都平凡若生活。但就是在这琐碎又细致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作者也不是反社会的,“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3]122。作者在对生活的撕裂中,揭开了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的冰山一角,让我们从人性、政体、民族文化基因多方面进行了反思。生活从不掩盖他的丑恶,而对于芸芸众生,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生活的裂痕,固执地迎接幸福。
二、“谁”主沉浮?——“人”与“企业”关系的追问
赫东军在《谁主沉浮?创作谈》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哪怕不小心写成了两本禁书,无法出版也要写出来。”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的思虑?有了这样的思虑为什么还要执著地完成它呢?在这本书里,他究竟讨论了什么?
一切还要从赫东军的人生经历谈起。在《创作谈》中他披露到:“我曾经在某大型钢铁国企工作二十多年,又恰好经历了企业由国企转变为民营的裂变。之所以有些担心可能会出版不了,是不屑于写成四面讨好的小说。”在与笔者的访谈中,他又提到:“我在工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直接参与各种改革,我知道什么是赤裸裸的现实和虚假的理想主义。”这些分量极重的言语凝结成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人”与“企业”的关系可能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这才是阻碍国企改革的成功的关键。
“人”与企业的关系如何是衡量工业改革成败与否的一把尺子。“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不应当是经济增长等外在的特征,而应当是人的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文化机理的现代化程度,即现代性的生成状况。”[4]具体而言,只有“人”在企业的运行机制中体现出了现代化特征,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现代化才算完成。具体到工业题材的小说中,只有企业中的人实现了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变,体现出与现代企业相符的民主精神、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知识技能,一个企业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谁主沉浮》中的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明显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其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土皇帝式”的领导。在现代企业当中,领导是否具备现代人格已被具象化为能否使企业呈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状态。很明显,西西弗斯式的主人公范沧海及他所代表的高层领导阶层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滑行。尤其是范沧海,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祟,专制、跋扈逐渐成为阻碍他实现现代企业的破坏性因素,“人”与企业的关系被演绎为“救世主”式的领袖或“土皇帝”式的家长与毫无民主、平等权利的“顺民”“臣子”的关系。天钢集团在产权上逐渐私化,权责不分,党委管理者直接被孤立,管理上更是“一言堂”制,作者通过这样的作品,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于现代化进程强大的阻碍力甚或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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