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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人物群像及主题论述(5)

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第三,马东华这类人物的设置,则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在这场“推石头之行”中,作为底层工人的窘迫和无奈。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

第三,马东华这类人物的设置,则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在这场“推石头之行”中,作为底层工人的窘迫和无奈。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目的就是要激活经济活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无可厚非,改革的结果也确然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在改革过程中工人群体精神的失落,无可计数的工人正如作品中的马东华一样,从主人翁的位置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基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个人命运被牢牢地掌握在少数当权者手中。透过这个人物我们似乎也管窥到20世纪90时代之后,中国大地上这场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是鲜花着锦的经济飞速发展,其背后也隐藏着数百万普通工人价值失落的痛苦史。他们也像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努力,但在失去了国家话语支撑后,他们的命运被市场这个神奇又残酷的大手肆意地颠弄,经验断裂,意义迷失。

由此,我们也看出了作者书写《谁主沉浮》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不是一部歌功颂德之作,也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作者秉持着社会良心和极高的道德感,对亲身经过的历史真实地呈现,是作者内心对民生的艰苦极度痛心之下的泣血之作,所以,它也许是不美的,甚至情节都平凡若生活。但就是在这琐碎又细致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作者也不是反社会的,“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3]122。作者在对生活的撕裂中,揭开了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的冰山一角,让我们从人性、政体、民族文化基因多方面进行了反思。生活从不掩盖他的丑恶,而对于芸芸众生,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生活的裂痕,固执地迎接幸福。

二、“谁”主沉浮?——“人”与“企业”关系的追问

赫东军在《谁主沉浮?创作谈》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哪怕不小心写成了两本禁书,无法出版也要写出来。”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的思虑?有了这样的思虑为什么还要执著地完成它呢?在这本书里,他究竟讨论了什么?

一切还要从赫东军的人生经历谈起。在《创作谈》中他披露到:“我曾经在某大型钢铁国企工作二十多年,又恰好经历了企业由国企转变为民营的裂变。之所以有些担心可能会出版不了,是不屑于写成四面讨好的小说。”在与笔者的访谈中,他又提到:“我在工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直接参与各种改革,我知道什么是赤裸裸的现实和虚假的理想主义。”这些分量极重的言语凝结成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人”与“企业”的关系可能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这才是阻碍国企改革的成功的关键。

“人”与企业的关系如何是衡量工业改革成败与否的一把尺子。“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不应当是经济增长等外在的特征,而应当是人的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文化机理的现代化程度,即现代性的生成状况。”[4]具体而言,只有“人”在企业的运行机制中体现出了现代化特征,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现代化才算完成。具体到工业题材的小说中,只有企业中的人实现了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变,体现出与现代企业相符的民主精神、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知识技能,一个企业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谁主沉浮》中的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明显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其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土皇帝式”的领导。在现代企业当中,领导是否具备现代人格已被具象化为能否使企业呈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状态。很明显,西西弗斯式的主人公范沧海及他所代表的高层领导阶层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滑行。尤其是范沧海,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祟,专制、跋扈逐渐成为阻碍他实现现代企业的破坏性因素,“人”与企业的关系被演绎为“救世主”式的领袖或“土皇帝”式的家长与毫无民主、平等权利的“顺民”“臣子”的关系。天钢集团在产权上逐渐私化,权责不分,党委管理者直接被孤立,管理上更是“一言堂”制,作者通过这样的作品,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于现代化进程强大的阻碍力甚或破坏性。

第二类,“奴隶式”的员工。在企业中,当最高层领导以“土皇帝”自居时,相应的,员工也就成为该类形象的补充,并且毫无例外地会从侧面加强了该种类型人物的优势性或者破坏性。《谁主沉浮》中,自范沧海之下,无论是中层领导还是普通员工,演绎的都是这样的角色。中层领导日常被范沧海“像骂儿子一样大骂”,且习以为常,甚至哪天范沧海好好说话了,他们反而觉得心里七上八下。普通员工就更无话语权、人格权,工人的群体精神出现了失落与异化现象。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被边缘化的群体内心郁积的不满,被压迫和异化的无奈及不得不在体制内游荡的迷茫。“精神压力大、劳累、工作过程不愉快、工作本身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挣钱,是新世纪工人普遍的生活状态。”[5]马东华事件及林中雪最终远离企业,真实地印证了这一点。工人异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异化,“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幻象。”[6]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www.nyxdhyjzz.cn/qikandaodu/2021/0224/6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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