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沉浮人物群像及主题论述(3)

第二类，“奴隶式”的员工。在企业中，当最高层领导以“土皇帝”自居时，相应的，员工也就成为该类形象的补充，并且毫无例外地会从侧面加强了该种类型人物的优势性或者破坏性。《谁主沉浮》中，自范沧海之下，无论是中层领导还是普通员工，演绎的都是这样的角色。中层领导日常被范沧海“像骂儿子一样大骂”，且习以为常，甚至哪天范沧海好好说话了，他们反而觉得心里七上八下。普通员工就更无话语权、人格权，工人的群体精神出现了失落与异化现象。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被边缘化的群体内心郁积的不满，被压迫和异化的无奈及不得不在体制内游荡的迷茫。“精神压力大、劳累、工作过程不愉快、工作本身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挣钱，是新世纪工人普遍的生活状态。”[5]马东华事件及林中雪最终远离企业，真实地印证了这一点。工人异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异化，“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幻象。”[6]

第三类，远离现代企业标准的管理机制。如果说“土皇帝式”的领导和“奴隶式”的员工是探讨“人”与企业病态关系的表面元素，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不健康的企业管理机制，《谁主沉浮》作为一部揭露当代工业改革弊病的小说，几乎以实景的方式暴露了当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问题。其中“动员结构”是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管理模式。所谓“动员结构，即“在所谓‘单位’的制度设计中，围绕党委的常常是党、团员，而后是先进人物或者劳动模范，再而后则是普通群众，即使是某项行政命令，党委也会依靠这一模式，层层动员，配合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共同完成。”[7]这种动员方式的弊端在于员工事实上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模式，并不能真正被发现和肯定。天钢集团“一岗一薪”改革就因为这一原因而陷入被动和困境，表面上为了激励人才，搞活企业而进行的改革，终究成为既得利益者获取更大利益的渠道，真正的人才却大面积被排除在外。这种“隐形”的管理方式几乎存在于中国企业乃至一切管理结构中，令人心忧。

简言之，《谁主沉浮》的作者凭借他对现实真实的感知及近距离的接触，通过对天钢集团兴衰成败的实景描写，在事件中写人，以人的活动和内心感受描写，逼真地反映了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甚至明胜实败的重要原因。人和企业的关系，通过高层、中层和底层三个维度进行了全面探讨。就高层而言，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的糟粕束缚了他们的眼界和行动的正确性。就中层而言，“奴性”思想消解了其沟通高层和底层的桥梁作用，成为专制者的附属和帮凶。而底层处于无知和愚昧状态，他们并没有正当的渠道领悟高层的意思，也没有办法更好地向其传达内心的想法。在坐稳奴隶和坐不稳奴隶之间，他们迷茫、徘徊、愤怒，但无计可施。作者透过这种令人窒息的关系网解剖了中国现代企业对于“人”的现代性的疏忽和无视，是一种深刻的悲凉。

自五四启蒙以来，人的现代性就成为我国现代性生成、扩展和完善的核心要素。相较于西方试图以工具理性构建人的现代性大厦，愈加清醒的中国作家们更愿意“以人为本”，在对所有人之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关系和谐、劳动尊严有价值等等的细节追求中，最终实现现代性。当然，这个过程是伴随着批判和反思进行的，也唯此，这样的书写才有意义和活力。这或许也是《谁主沉浮》及相关类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

2017年12月，赫东军出版了长篇小说《谁主沉浮》，这是他从作家情怀出发立志要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也是自1975年蒋子龙在全国“抓生产”潮流号召下创作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后又以《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先河以来，工业题材小说在新世纪的延续与发展。在承继和变革之中，赫东军在中国工业题材小说这条路上，做出了两大探索：一是塑造了一批充满理想又荒谬、无奈的“推石头的人”；二是探讨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中国国家企业中“人”与“企业”的关系。

一、“推石头的人”——《谁主沉浮》中的人物群像

“推石头的人”最早见于古希腊神话，科林斯的建设者西西弗斯聪明无比，因为洞晓并泄露了宙斯抢虏河神女儿的秘密被处以死刑，又因为绑架了冥界之神而在死后被惩罚永无止境地推一块必然滚落的石头上山。“结果论”者据此视其为做无意义事物的悲剧人物，但是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一书中，却对此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登上峰顶的斗争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所以，西西弗斯不是一个悲情的体验者，而是一个斗士，尽管这“战斗”中充满了荒谬和无稽。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www.nyxdhyjzz.cn/qikandaodu/2021/0224/6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