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现代化问题(2)

新时期国家文学的规划有着明确的指向:评估文革文学和酝酿新的新时期叙述,在反思文革乃至十七年文学的过程中建构新的当代文学,文革文学作为他者一直备受关注。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报告,报告总结了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对于“十七年”与“文革”文学和政治的一体化现象,周扬认为:“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3)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这种对于《讲话》的谨慎修正显示出新时期文学在建构的过程中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排斥和拒绝,这一态度显然是周扬在新时期现代化语境中对于《讲话》的崭新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对打造“新时期叙述”的历史策略的呼应。“在这种策略中,‘新时期’被认为是反思、纠正‘极左路线’而将这个国家推进到‘改革开放’阶段的一种必然性结果,因此,它的历史功绩‘不但突破了四人帮,也突破了十七年’。在这条具有强烈进化论色彩的历史线索中,‘新时期叙述’被赋予了超越‘四人帮’和十七年的特殊使命,而‘四人帮’叙述的被否定,十七年叙述的被收缩,则是‘新时期叙述’得以获得‘正确性’的一个必不可少前提。”(4)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花城》2008年第1期。

因此，周扬的报告和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一样,在清理历史的同时也设计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功能导向、价值目标,建构了“政治性”和“现代化”并行的文艺标准,又配合拨乱反正完成了文艺界通过一次会议来“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始一个新时代”的目标,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内完成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切割和重新整合。

二、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实践

刘禾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5)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语际书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92页。,因此当代文学合法性的构建即革命范式现代文学史体系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文学”合法化的过程。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由此成为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底线和准则,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的营造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知识生产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建构经典秩序并完成现代文学历史叙述的根本任务之一。

韦勒克和沃伦说:“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的。”(6)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 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09页。上世纪五十年代王瑶在《新民主主义论》规定的政治边限内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呈现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的全部文学轨迹,但是“当他讨论到胡适、徐志摩及同类作家”以图取得某种历史整体性时,却遭受到严厉批判。(7)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1978年后拨乱反正带来了左翼文学史观与现代化文学史观的更迭,文学史线索做出调整,涌现出文学重评的一批阶段性成果,六十年代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学科恢复建设的背景下重新开始写作。唐弢先后集中当时学科内部最为权威的学者参与编写,1979年6月该书第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文革后最早正式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下文称为“三卷本”文学史),该书的后两卷分别在1979年11月和1980年12月出版,被黄修己描述为“突破的成功”(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2页。。 在三卷本的前言中,编者详细描述了写作经过:

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至1979年上册第一分册付印,中间情况变易,停顿多年。

第一阶段:自1961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织编委会,到1964年夏完成全书讨论稿,近60万字,历时三年。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www.nyxdhyjzz.cn/qikandaodu/2021/0222/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