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现代化问题(5)

如“东北作家群”的出现,就与九·一八后东北沦陷这一特定情况有关;京派的出现,也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无关系。

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派,接受了苏联拉普与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重大影响;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主要受了日本新感觉派与西方意识流文学等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21)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1页。

在这种成因解读中,严家炎将“东北作家群”与左翼文学历史讲述中备受质疑的“京派”小说并列说明时代政治的影响,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代表作家蒋光慈与上海新感觉派文人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并提说明外来文艺思潮对于本土文学流派的酝酿的重大意义,国际文学语境中的苏联“拉普”和日本左翼文学与西方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思潮一并提起,在此之前,现代主义在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直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的文艺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树立自我形象时提供的“靶子”。这些细节暗示出严家炎在进行小说流派的梳理归纳时,修正了自己在参与三卷本现代文学史编纂时的立场,调整了以往文学评价以政治合法性为最高标准的做法,认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创作手法与文艺思潮在错综复杂,此起彼伏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2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这是现代主义思潮首次与另外两种创作手法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十个小说流派中熟练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就有“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主义派”,严家炎从流派的角度将现代主义的文学史地位大大提高,并且引入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各流派小说的现代化程度及其现代化标志,稳妥而有力地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增加了学术容量。

在《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特色》中,严家炎表示:“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要看他是否提供了前人没有提供过的某些新的东西。”(23)严家炎:《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特色》,见《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这种放弃单纯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选择以进步、发展等差异比较来衡量文学成就的做法,无疑是融入了“现代性”理念的。此评价标准同样被他带入小说流派的研究中,甚至借用郁达夫在1926年发表的《小说论》的观点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提前到五四,比新中国成立开启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早了三十年。(24)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6页。

有学者在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时,认为此概念浸润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思维”,是“架构在近百年来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解的”，这种思维有着时代政治影响的明显痕迹:

以现代化为新指标,重新讨论近百年之历史,从社会意识上说,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因为中共官方所谓改革开放,正是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而黄子平他们所说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也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之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中。(25)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47页。

从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现状考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之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重评就已经引入了现代化视角,在世界文学整体框架下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充分肯定其艺术水准、文学技巧和现代化程度,(2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页。这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是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转型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一同开启的。在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时,陈平原认为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研究“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27)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0页。“现代化”思维的引入无疑为现代文学研究找到一种新的概念、新的模式。实际上,在整个国家由革命意识形态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转型中,左翼史观下的现代文学史经典序列在新时期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旋律的语境下无力继续为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答案”,文学重评就是在“前经典”合理性丧失的情况下,实行“经典”再造。

“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28)董乃斌:《中国文学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严家炎作为掌握着讲述经典话语权力的专业知识分子,他引入现代化视角就完全可以看作是新时期语境中依靠现代化理论资源来进行经典的筛选,从而建构出新的知识体系。正是在此语境下，戴锦华认为：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www.nyxdhyjzz.cn/qikandaodu/2021/0222/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