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现代化问题(4)

在三卷本文学史中,有很多文学流派和作家,如自由人、第三种人，都如新月派一样,因为立场、倾向、阶级属性的缘故,都只能作为革命文学确立自我的“他者”,在凸显斗争形势时得到了有限度地呈现。即使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社团进行罗列的时候,其叙述重点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和受到鲁迅高度评价的沉钟社,而新月社却遭遇了带有倾向性的评判:新月社成员“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很深,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毒素。后来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决不是偶然的事情”。(16)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59页。三卷本文学史在评价郁达夫小说的意义时,一方面在反封建的层面肯定了《沉沦》“通过大胆率真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同时指出小说的消极影响:“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后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在一层抑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将这一评价与郁达夫的生平结合——郁达夫接受了世纪末文艺思潮和怀才不遇式的哀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没落地主家庭出身”。这不难看出西方思潮的影响和非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郁达夫的文学史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作家的阶级出身也影响了相关评价。

南帆认为“文学史的知识汇集背后‘存在’一个文学话语的控制系统”(17)南帆:《文学史与经典》,《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表述方式和经典排列秩序显示这个话语控制系统的存在,沿袭了建国以来革命文学史观下以左翼文学为线索的文学历史讲述方式,流露出思想解放背景下过渡语境作用的痕迹,被研究者称为“虽展新姿仍存旧痕”(1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第200页。。 这也为其他模式的文学史书写预留了空间。

三、现代化视角下的重写文学史

“重写”和“重评”“再解读”一样,是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下将以往做出的既定评价作为新评价的基石,在文学建构中生成的文学观念、文学经典秩序、作家身份指认都成为“重写”的观照对象和解构目标。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语境为重写文学史拓宽了研究视野和思路。严家炎曾作为重要参与者参加了三卷本文学史编写,在其出版于八十年代末期但主要还是文学重评过程中的学术思考《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由于“1982年和1983年，我(严家炎)……开设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课程，校外听课的人很多，近10 台录音机同时启动。不少人还在做较详细的笔记，使我的讲课内容一下子就传到校外一些地方，有些文学史小说史著作还把我的一部分观点也辗转传抄。”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6页。中,他贯彻了唐弢提到的“观点突破”的文学史写作方式。作为一部有所突破的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谈到以小说流派的角度进入历史的原因时,参考植物学研究方法,从植物群落开始可以寻找“各类植物发展、变迁的规律”,因此“研究小说流派,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不仅能指出同一时期内横的变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20)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3页。《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实际上是以流派为视角切入的文学史写作,虽然研究对象较常规意义上的文学史更加具体,但作为专史同样是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收获,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现代化视角引入文学史研究之后的阶段性成果。

不同于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左翼文学为主线,把现实主义流派之外其他团体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对立面”加以批判的做法,严家炎经过梳理和论证认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流派——“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创造社的自我小说”“革命小说”“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京派小说”等十个流派。在流派的分类梳理中,论者将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最能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小说,分别用“乡土小说”和“自我表现”小说加以命名,与坚持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左联小说、解放区小说、“京派”小说等置于并列的位置,突破了以往文学史书写在篇幅上主与次的区分,并且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在探讨小说流派的成因时,作者通过文学史事实颠覆了过去文学史写作中单一的“政治决定论”,辩证地指出流派的多元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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